对于2月6日财政部发文要求地方政府新增4条保障房投资渠道，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战军对记者表示，4条新增渠道对总需求2万亿元的保障房资金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

　　这新增4条保障房融资渠道是：一、要求2012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收入要优先保障房。二、试点房产税改革城市，取得的房产税收入要专项用于保障房建设。三、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安排部分资金保障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四、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公共事业附加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以建设保障房配套基础设施。

　　而根据记者采访地方政府了解道，各地方政府对于上述4条早已实施多时。2月8日，浙江省衢州市副市长占跃平向本报记者坦言，在财政部没发文前，衢州市早已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维护城市公益税费用于保障房建设。

　　既然新增的4条融资渠道早已存在且被地方政府执行，那么地方政府已执行的4条保障房融资渠道有没有解决保障房资金之渴？此时财政部发文出拳又能够改善多少？

　　渠道先行

　　占跃平向本报记者坦言，目前衢州市正在运行的保障房融资渠道中，已包括财政部新增投资渠道的后两者，即已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维护城镇公益税费用于保障房建设。

　　根据资料显示，2011年衢州市保障房应开工套数约5950万套，累计归集资金3.58亿元。

　　“2012年，我们不会将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收入用于保障房，除非保障房任务持续不松懈且加大，那么在2013年或2014年我们才可能会考虑将地方政府债券收入用于保障房建设。”占跃平表示，衢州市保障房资金相较其他城市还是比较充沛。

　　但他进一步表示，国有资本和公共税费并不是衢州市保障房资金充沛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之前拥有的保障房基础比较好，各区、县对于执行保障房任务的指标也非常积极。”而占跃平更是强调，2011年衢州市约48万平方米保障房用地全部属于行政划拨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我们没有任何一块保障房土地是使用商业用地，我们也不存在商品房配建保障房等措施，所以衢州市在保障房土地上用的资金基本是零，这降低了保障房的运行成本。”占跃平表示。

　　不仅仅是浙江省，其他诸如江西省、海南省、湖北省等部分县市也都早已把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开始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我们的债券收入用于保障房建设已经2年，主要投入的保障房类型是公租房，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湖北省宜昌市财政局预算科副科长姚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房产税也没有“掉队”，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何志明也表示，重庆市1亿元房产税征税额与当初预期基本吻合，所收税款将作为保障性住房的补充资金，全部用于重庆市公租房建设。

　　杯水车薪

　　虽然财政部财科所副研究员李全对记者表示，保障房4条融资渠道的增加一定能缓解当前保障房的资金压力。但深耕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财政局却持相反观点，它们表示，虽然已提前使用了多条新渠道也不能解决保障房的资金饥渴状态。“比如规定2%的地方政府债券用于建设保障房，分子相同，但分母（每个城市地方政府债券）却是有大有小的。”姚琪表示地方债并不能堵住目前宜昌市保障房建设资金的缺口。

　　“再比如将重庆市所收的房产税全部用于公租房，1亿元多只能解决800套保障房，仅约占2011年重庆保障房任务的0.15%，所起作用微不足道。”李战军进一步向记者解释，如果这些政策真的举足轻重，那么这些提前执行的地方政府就不会担心保障房资金短缺。

　　“这4条新融资渠道早已被地方政府使用过，这次出台只是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正名，同时表明中央政府不会投入太多资金在保障房建设上面，让地方政府自己筹钱建设保障房。”李战军分析。

　　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在建房屋有1800万套，所需投入资金不下1.5万亿元，而2012年银行、信托公司、PE等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支持更是有限。

　　既然这4条新融资渠道对保障房资金只算“小补品”，那么怎么才能保障房资金充沛？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自从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后，地方财政相对比较困难，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从比重和增速上都要好于地方政府，保障房事关大局，中央财政应该做得更多一些。

　　“如果中央政府大力投资保障房，肯定会兜底中央财政，而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减少保障房数量，要知道3600万套保障房的数量是整个日本国民的居住数量。”李战军表示。

　　根据本报获悉，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可能将对“十二五”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数量、质量进行中期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