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这些地方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其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
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被上楼”行动中,山东诸城宣布取消在域内所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208个“万人村”;曾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董家务村,如今已拆成一片废墟,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被铲平;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被整体拆迁,但农民公寓还要村民补差价购买。对于如此情形,有专家指出,盲目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自然村,不仅与法治精神相违背,也会对农村社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事实上,这一场“农民被上楼”行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新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节点。各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往往打着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各种旗号,当然也有相对应的政策,例如诸如“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等。不少地方以罕见的热情拥抱“拆村并居”行动,其目标很明确:让农民上楼,把腾出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这样,既可以获得城乡土地之间的级差收益,更可以突破宏观调控下紧缩“地根”的限制,完成各地GDP的发展目标。
农民被要求“上楼”,似乎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但问题也来了:农民的补偿是不是到位了?补偿的金额是否足以使他们住进楼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可能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地方财政收入不足以补偿农民的损失,那又该如何保障“被上楼”农民的权益?即便农民们上楼成功了,从形式上进城了,可是,这些农民又如何在城市中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目前中国城市就业率本来就不太理想,这些失地农民又一下子涌进城市,一旦找不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会不会又形成新的贫民窟?即便土地可以换社保,可是社保能维持他们日常的生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