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届政府一个想法，规划改来改去。所以有人称：“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后全靠领导一句话。”人们把“规划跟着领导变”形容为“三拍”：一拍脑袋，就这么定；二拍胸脯，我负责；三拍大腿，又交学费了。

　　“美国，换个总统，还是美国，我们的城市，换个领导，就要变个样。”范柏乃说。

　　在他看来，为了给大拆大建找“好听、动人”的理由，政府越来越学会了包装，造概念，什么“标志城”、“月光城”、 CBD、CLD，反正，“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这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著名的“挖坑理论”，当国家经济萧条时，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一挖一填间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可社会财富并没增加。

　　在这些政绩工程里，一些建筑不得不“被死亡”。比如武汉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仅10年，便被拆除，理由是该馆位于即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不得不为武汉耗资200亿元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而“献身”。

　　范柏乃表示，其实，这些建筑就算已过时、建筑功能发生改变，本也可以做到“二度开花”，比如上海的新天地、北京的798。

　　一些建筑完全可以“不死”，比如，原来的大学搬走后，可协商转让给中小学使用；有些空置的办公楼可改为商务楼或廉租房。“可政府就是不干这些‘傻事’，而是炸楼把地卖给开发商。”

　　很多时候，一个个画着圆圈打着叉的“拆”字背后，还隐着另一个字：利。多数“短命建筑”的背后，都有房地产开发的身影。五里河体育场拆除后，以16亿元的价格进行地块拍卖，投资19亿元新建一座奥林匹克中心。13岁的浙大湖滨校区3号楼被拆后，其置换出的土地以24.6亿元的天价整体出让用于商业开发。

　　不难猜到，一些“短命建筑”身上有腐败基因。比如，著名的“楼脆脆”事件中有“官员股东”，而且检察机关发现房企的董事长侵吞4000多万元国资。再如，某市的“世纪巨蛋”因结构性重大安全隐患被拆除，人们叫它 “腐败巨蛋”。

　　专家感慨，现在城市大拆大建，政府只算经济账，不算文化账、历史账、人情账。而且经济账也算的是个人的“小账”、区域的“小账”，就没算全国的“大账”。如果全国能提高建筑40％的使用年限，以2006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为例，每年可为国家节约资金约234.14亿元，使用年限增长20年共节约资金约4682.86亿元。

　　范柏乃说，“短命建筑”是老话题了，这几年两会年年提，批评声一片，可地方政府还是 “比谁拆得快”，刹不住车！ 

　　英国1967年颁发《城市文明法》，其名称直译是“有关市民舒适、愉悦的法律”。即把保护历史街区当成使市民精神愉悦、心情舒适的必要条件。日本从1919年制定《城市规划法》起，陆续制定了许多有关法令，至1979年，已有关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法规400多种。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百年住宅”的建设构想，建设房屋时使用的都是标号40以上的混凝土。在布达佩斯市，政府明文规定所有门面建筑超过50年的一律不准拆迁；法国政府对有20年历史的或在国内外有过影响的场所，都立了标记予以保护，“每一个老建筑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证”。

　　颇值一提的是，很多国家把公众如何参与城市规划写进法律里。英国1969年出台了著名的斯凯夫顿报告，它被认为是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发展的里程碑。美国学者提出“市民参与阶梯”理论。日本规定城市规划方案要先通过“意见听取会”、“说明会”和公开展览内容等方式征求居民意见，然后经“都市计划中央审议会”或“都市计划地方审议会”审议。

　　董黎明、范柏乃都很感慨，我们的建筑规划中缺乏透明度，缺乏民意。“拆与不拆，不能光听领导人和开发商的，还得听听老百姓的。”他们相信，“人民的参与是好的保障！”

　　足足需要半个月，沈阳科技馆的建筑垃圾才能被清理完。这只是每年4亿吨建筑垃圾这个大分母之上，一个小小的分子。

　　科技馆不是“猝死”，而是“有步骤有计划的”死亡。不久前，沈阳北方图书城也被拆除。下一步，拆除搬迁的是沈阳市室内环境监测中心，再下一步，是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这些建筑如期“死亡”，换来的将是全国家体验式文化广场的“新生”。按一个城建局局长的说法，这个广场可不是简单的露天广场，市民在这里可体验到3D电影、多媒体读书平台等，“进入其中，犹如接触到全新动感世界，让虚幻和现实合一，体味更多文化传承”。

　　也许，不用多久，赵永明老人又会出现在下一个爆破点。他能做的，就是颤巍巍地端起相机，按下快门，听着微弱的“咔嚓”声，淹没在爆破的滔天巨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