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海归”杨磊想在上海移植英国的一种养老新模式。前行路上的一道道坎，曾经似乎难以跨过，所幸她得到了潍坊街道提供的“台阶”……
传统经济学认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市场往往失灵；政府因此被视作弥补市场失灵的第一主体。然而由于政府存在着预算扩张动机等“内部性”和信息不完全等，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常常陷于低效率，也就是说，政府也会失灵。
当下中国，这一困局尤为突出。据估算，近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总需求中，个人公共需求提高的比重相当于过去50年的总体增幅，并且个体化、个性化的特征日趋明显。政府迫切需要发展公共服务职能、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
在社会组织不断发育的基础上，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第三主体”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成为一种现实选择；而随着一部分拥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同时拥有了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这样的选择有了现实的可能。
作为社会组织发育较早的中国城市之一，上海最近几年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走过了从“开窗”到“开门”的过程，一批社会组织活跃在助老、就业援助、慈善、社区治理等领域。它们的领头人身份相当多元，有初生牛犊的“海归”，有历经商场磨砺的企业家，也有浪漫的艺术家……不同的经历淘洗出不同的运作模式，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呈现灵活多样的特点，与政府的“保基本”构成互补。
正如企业家之于企业的重要性，社会组织领头人的素质决定着“第三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本报选取并采访了三位背景迥异的社会组织创业人，从他们仍处于“进行时”的创业故事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个社会组织领头人所必须具备的特质，比如创新力、执行力，乃至忍耐力。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或许更应该去发现他们所需要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发现职能转变中的政府新的工作着力点。
让社区里的三四位独居老人集中住到某一位老人家中结伴养老，同时把空出来的房子出租，租金用来支付专业养老机构的家政、看护服务费用——这样的“拼房养老”模式在国外已渐趋成熟。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杨磊，试图把这种新的养老模式引入上海。2009年2月，这位80后“海归”创办了“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以此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一年多来，这一养老“洋模式”在本土化过程中不出所料地遇到了种种困难，但杨磊不言放弃：“接受新事物需要时间，我必须耐得住考验。”
寻找养老“第三条路”
近年来，上海独居老人的养老问题日渐突出。一日三餐、日常生活护理，都使老人及其家人备受困扰。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保姆，老人仍缺少精神慰藉。除了继续独居在家或者搬进养老院，是否有“第三条路”？
这“第三条路”，杨磊在英国读书期间无意中找到了。那时，她利用业余时间为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提供护理服务。她发现，那里的老人只要自己愿意，专业的服务团队就会根据老人的健康状况、照料需求、兴趣爱好等因素进行配对，让三四位老人集中住在社区中某一位老人家里结伴养老，空出来的房屋出租，租金用来购买服务。
“拼房养老”的老人，每人各有一个独立房间。觉得冷清时，可以到客厅一同看电视、拉家常；想要清静，关上门是自己的小天地。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会根据老人们的“点单”，定期上门提供煮饭、打扫卫生等各类服务。如果老人想出门走走，工作人员还会带他们去咖啡馆、社区公园……
从一般工作人员到团队管理人员，杨磊足足干了三年。看着这些英国老人“独身不独居”的生活，一个创业的念头在她心中悄悄萌发：能不能将“洋模式”移植到上海？
回国后，杨磊用半年做了市场调查。访谈、问卷，许多老人及家属似乎都跃跃欲试。2009年2月，杨磊的“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正式开张。此后3个多月里，先后有10多位老人表达了结伴养老的意愿。一份份信息登记表让她看到了希望：这份夕阳事业兴许能做成“朝阳产业”。
梦想几乎搁浅于“不信任”
创业初期的兴奋很快冷却。杨磊发现，虽然老人们非常喜欢结伴养老的设想，但“配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报名的老人分散在各个区域，很难就近配对；大多数老人希望能住到别人家，愿意提供自家住房的极少……
跟老人们交谈，杨磊进一步发现，上海的老人对依托社团组织“拼房养老”心存疑虑：无论是搬进陌生的新居，还是改建自家的房屋以迎接同伴，都涉及财、物、人身安全等问题；对于仍属新生事物的社团组织，老人们更难投信任票。
与老人们的不信任相比，杨磊更无奈民间组织在社会上所遭遇到的普遍不信任：“看待‘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这样规模和知名度都不够的初创社团，一些机构戴着‘有色眼镜’；我们在争取项目资金支持时，常因此出局……”
各方不信任，服务社的运转资金几乎弹尽粮绝，但杨磊不想放弃梦想。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潍坊街道发现了这个创意独特的社团，及时托了一把。服务社开张第4个月，潍坊街道将源竹老年人日间中心委托给他们打理。杨磊觉得“机会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