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两百多年前的一个深夜，秦州（今甘肃天水）的一所陋室，四十八岁的杜甫无法入睡。他怀念已故去的李白，年轻时与李白在洛阳的邂逅，成了他一生难以抹去的记忆。诗中一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他与李白一生怀才不遇的凄婉写照——“京城满是那些得志者的衣冠车盖，只有那个人独自憔悴”。“那个人”既是李白，也是杜甫，现世的读者，透过千年的时光隧道，视野所及，与李杜有相似经历的文人士子不计其数。

　　自科举制诞生那天起，“进京赶考”宛如读书人的朝圣之旅，十年寒窗，一朝登第，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三十五岁的杜甫怀揣同样的梦想，来到唐都长安。

　　这是怎样的一座大城？

　　公元8世纪中叶，正值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城物阜民丰，是当时世界上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人口约有50万（有资料认为，长安城的人口极胜阶段超过100万），有学者统计过，唐朝全国官员总数18805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2620人。同时，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欧洲、中亚以及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每当东、西市开市之时，摩肩擦踵、挥汗如雨。另外，帝国的地方官们要在一定期限内进京述职接受吏部的考课，来来往往，相望于道路，挈妇将雏在京累月甚至经年。

　　士民工商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政府办公、居民住宿、商家经营，还有僧、道等宗教场所都占用着城市土地和房屋，盛世滋生人口，而地皮不会自我繁殖，于是二者的矛盾可想而知。我们仅从皇帝身边人的住房状况，便可管窥一豹。

　　《旧唐书》卷16《宪宗本纪》载，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四月丁亥敕：“内侍省见管高品官、自身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除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宜每人加衣粮半分。”唐朝的内侍省便是明朝的太监二十四衙门，从这份史料可见，当时宦官当中，有宅的仅占36.7%，约63.3%的人都无宅可居。

    　也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文学家白居易先生任礼部主客郎中（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知制诰（皇帝机要秘书），在长安已漂泊了17年的他没有自己的房舍。他在《卜居》（“卜居”的意思是占卜自己该怎么处世）中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这首诗是当时住宅紧张的真实写照。

　　造成住房紧张的原因很复杂。例如，达官贵人住宅面积过大，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据考证，亲仁里约25万平米，四分之一就是6.25万平米）。除第宅之外，他们又纷纷创建别墅。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为宰相近十年的杜佑（诗人杜牧的祖父）“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曾剿灭反叛藩镇的宰相裴度，晚年做了十多年的东都留守（唐东都洛阳高长官），“东都立第于集贤里”，“有于午桥创别墅”等等。

　　唐朝上层社会流行舍宅置寺观，为已故的人追福，为在世者资福。当时皇帝把先帝古宅、自己在藩旧邸、外家之宅及官宅多舍为寺观。如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6年），把高祖李渊在通义坊的“龙潜旧宅”舍为兴圣寺。又如唐代宗（公元762年-779年在位）在马璘所献宅上置乾元观。朝中达官贵人也纷纷舍宅，“诗佛”王维“表辋川第为寺”，代宗朝权阉鱼朝恩把通化门庄宅题为寺。诗人贺知章“舍本乡宅为观”，玄宗朝权阉高力士舍兴宁坊宅置观。由于频繁舍宅，致使许许多多第宅变为寺观，所以时人白居易发出“渐恐人间尽为寺”的感慨。

　　还有，唐时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因而出现许多凶宅，如“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这些大寨由于对前后主人不利，因而“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又如“天宝中，长安永乐里有一凶宅，居着皆破，后无复人住，暂至，亦不过宿而卒，遂至废破”。虽有一些胆大者或贫穷者敢居凶宅，但这只是极少数，更多的凶宅却荒废。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住宅分配不均及有效住宅面积减少，于是乎房屋租赁业大行其道，我们从各类史料中都能找到证据。长安城中，几乎是全民大租房，上到朝廷命官，下至黎明百姓；有以科举博取功名的进士，也有摒弃功名利禄的僧、道、处士；有良民，也有工商贱民及风尘女子；有汉人，也有客居长安的胡人。当然杜甫也是“京漂一族”的成员。他三十五岁来到长安应试，落第。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不久便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迫将们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