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国际金融环境冲击之对策
先，加大对冲力度，减少国际游资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美、日、欧的国内形势决定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短时间内难以退出，特别是“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后，对资本提出更多的要求，欧美银行有毒资产尚未完全消化，这会加大银行扩张的约束力。因而，在美、日、欧的低利率条件下，热钱流向新兴市场国家是不可避免的。
从制度上讲，热钱难以迅速进入中国；但由于经常项目可兑换，采取蚂蚁搬家式、以经常项目名义进入中国的热钱是不会少的。对此，周小川行长提出用“池子”把多余的流动性锁起来，使其不再冲击实体经济。有人解读为用房地产、股票、债券当池子，其实不然，它们都在实体经济中，而热钱是不应进入实体经济，变成货币创造的。实际上，中央银行在过去的7年里，一直和进入中国的热钱博弈，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央票对冲外汇占款，其差额即为中央银行投放到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这个流动性是能够支持商业银行资产扩张,创造货币的。因此未来必须加大对冲力度。
其次，理顺要素价格，减少汇率压力。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要看可交易商品价格情况，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若把要素价格理顺了，人民币未必低估。
再次，控制银行间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逼高市场利率，减低资产泡沫程度。
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上调空间。因为中国的存款准备金是付息的，人民银行制定的存款准备金的付息尺度已覆盖了银行的存款成本，因此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只是让商业银行减少不应有的利润，而不会从财务上对其产生硬的冲击。
目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面临两个槛：一是控制存贷利差。中国的同业拆借利率、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均是放开的，中央银行只控制存贷利差。原因是中国商业银行现在的优良表现不是自我发展来的，而是中国政府花了几万亿代价剥离不良贷款产生的，因而必须保持较大的利差，才能消化这些负担。而且中国的银行业还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的考验，现在放开利差的时机还不到。二是中国规定企业债利息不得高于同期限储蓄利率的40%，农信社农贷利率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2.3倍，如果实现利率市场化，后两点完全不必控制。
现在大家都在谈负利率，负利率有两个角度，从国民收入分配和要素价格配置两个角度看。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要素，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是贷款利率。贷款利率价格偏低，市场上就会有过度的资金需求；利率上升，才可以抑制过度的资金需求和投资过热。当前贷款利率上限已放开，只要央行收紧银根，让商业银行没有能力放贷，贷款成为稀缺资源，市场利率就会逼高。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利率的急剧上升就是例证。实际上，我们实施了控制贷款规模之后，当前的民间借贷利率和信托计划利率都已上升至20%-30%，市场利率已经升高。
再看存款负利率，这涉及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如果存款利率长期为负，实际是对存款人的一种剥夺。当然市场参与需要承担利率风险，市场上有多种金融工具，存款不划算的话，人们可能拿出钱来干别的事，比如投资房产、股票；那么存款负利率对银行而言，损失了什么呢？资金大量流出银行，这是一个脱媒的过程。对政府而言，存款负利率背景下，关键是要解决穷人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宏观货币政策民生化，央行解决的是宏观环境问题，民生问题则要依靠政府解决。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因通胀蒙受的损失，政府可以从福利上给予直接补贴，严重通胀时可采取定额保值储蓄政策，解决小额存款人的财产缩水问题。90年代我们曾针对当时的恶性通胀实行了的保值储蓄。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银行均已股份化，不可能由银行承担保值储蓄的负担，只能由政府来承担。政府也不可能对全民实行保值储蓄，只能在一定额度内、对绝大多数小额存款者进行保值储蓄，从而实现公平。
我们要区分政策目标利率与市场利率。中国政府调的是客户利率，美联储公布的是政策目标利率，两者无法做比较。美联储政策目标利率的高点是2005-2007年间，这期间的高利率政策也给了中国央行2006-2007年抑制通货膨胀时连续加息的空间。当前美联储和国际上的低利率环境，实际上已经挤压了中国运用利率政策的空间。我们仍要纠正一个认识偏差，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只是数量工具，不是价格工具。美联储收购国债，是为了提供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中国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银根，是为了逼高市场利率，目标同样是利率。所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和调整客户利率二者并不对立。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央行只能较多地动用存款准备金率手段。
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减少货币政策的被动性。这要求我们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今天的货币政策被动性源自国际货币体系本质的缺陷。在全球处于信用货币体系的背景下，信用货币投放失去硬性约束，想用黄金勒住这匹战马是不可能的。货币体系改革，要求针对各国央行货币创造能力设定一个国际的锚，锁定和制约各国央行的行为。
附：文章出处跟图片均来源于金融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