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无法在地理上、机构上单独推进，否则，可能会强化垄断而非鼓励竞争
近期，一项早就应该系统性推行的改革——利率市场化，似乎提上了议事日程。
之所以说利率市场化是系统性改革，是因为这一改革的复杂性和辐射性远远超越了利率本身。
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早已经在事实上推行多年，各家银行的差别定价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个人客户或企业客户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价格差异或额度差异。比如，银行针对高端、中端和低端客户实行了从贵宾室到账户收费的不同规定，实际上实施了利率补贴或利率提高——贵宾室的享受可以折合为利率补贴，相当于给客户以高息；而小额账户收费等于从存款利率中实施了抵扣。更多的差别定价在贷款利率和额度中得以体现，如利率上浮或下浮不同幅度等。
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还在确定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事实，又说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仍未完成，这是因为存贷款利率的完全市场化需要来自其他层面的改革措施加以支撑。比如，基准利率是否为银行间市场利率，其如何影响存贷款利率；利率市场化是否可以在某些地区或某些机构率先试点；市场结构对利率市场化的影响如何，是否可能演变为如成品油定价机制中所形成的垄断或寡头定价；谁终决定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并因此决定了全社会利率水平。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是技术手段上的考量，更多应在体制层面系统性改进。
基准利率形成机制
利率市场化必将遭遇的个问题是基准利率。所谓基准利率，应该是批发价格，或者说，银行面向客户提供的存贷款利率的参照系。在理论上，基准利率是“无风险金融资产收益率”，于是，其他所有具有不同风险的金融资产均可以照此折算风险溢价并实施价格加成——简单地说，如果银行与银行之间的短期借贷是无风险的，而银行对企业的长期贷款是高风险的，则假如银行间短期融资的年利率从2%上升到5%，企业向银行借钱的成本或许就应该从6%上升到10%。道理很简单，但实际操作却可能面目全非。
，中国的银行业习惯于先在年初确定信贷总盘子，然后再根据现有可贷资金到银行间市场上调剂余缺。于是其传导机制恰恰与上述理论设想相反：不是银行间市场利率决定银行与企业的存贷款利率，而是银行根据信贷需要形成了在银行间市场的交易行为，存贷款利率决定了银行间市场利率。
第二，如果我们把银行间市场作为批发市场，把存贷款市场作为零售市场，则常识告诉我们，批发价如果可以决定零售价，则批发市场总规模必须足够大。
以2010年前三季度为例，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包括住户、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融总量8.6万亿元。其中贷款融资仍占绝对主导地位，为6.5万亿元，占比为76.2%；而国债和企业债发行总规模仅为1.6万亿元，占比为19%。可见，债券市场缺乏足够流动性，无法推动批发价格的形成。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债券发行，特别是国债和市政债券发行要么受到财政预算限制，要么受担保法制约，改革不那么容易。
尽管上述两个现象并不构成利率市场化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足以导致恰如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那样的利率市场化。如果不存在真正有效的基准利率，则影子价格或干预主体的存在是一种必然。
关于利率市场化的谬论
谬论之一，价格改革不可能在某些区域或某些机构试点。
一种有趣的说法是，利率市场化可以在某些地区或机构先行试点。需要说明的是，除非中国圈定某个金融特区做离岸交易，利率市场化是无法在地理上、机构上单独推进的。原因在于套利机制无时无刻不存在。历史上，一旦出现两种定价机制，必然出现套利。远的如1994年汇率并轨前存在的官方与调剂外汇市场间的套利，外汇券与人民币之间的套利；近的如一度被提出又被搁置的、在某家银行分行试点所谓“港股直投”，显然会造成全国性投资者向该分行的聚集。直观地说，如果相同的产品（比如存贷款）存在两种价格，则趋利动机必然导致人们追逐更高的卖价或更低的买价。
我们可以设想此种试点的结果：如果试点区域并不足够大，且该地区出现了更高的存款利率或更低的贷款利率，且如果通过转账的交易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则从极端情形看，该地区必然集中全国所有的存款人和借款人。
谬论之二，利率市场化可能会强化垄断而非鼓励竞争。
如果基准利率问题得到解决，则风险定价是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前提。
我们可以模拟某种情形，由于某人认为国有大型银行比城市商业银行更加安全可靠，于是他愿意以更低的利率在国有银行存款；由于某些中小银行认为国有企业或政府融资平台更加安全，则贷款利率可以下浮10%。如果上述假设真的成立，我们必然可以观察到金融资源向国有银行集中，而融资便利向国有部门集中的经济现象。
或许上述论断会招致某种反对：风险定价的存在性恰恰可以使得其他小银行、非国有企业可以按照更高的利率获得存款或融资，不见得造成金融资源集中。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并非所有风险都可以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利率实施覆盖，银行部门的选择往往不是给多少利率，而是贷款或者不贷款。即，数量选择优先于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