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相比以往，这一表述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更加明确、具体，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成为一大亮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进一步指出，“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并要求有关部门抓紧研究提出规范的实施办法，建立配套的抵押资产处置机制，推动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李克强总理则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慎重稳妥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因此，在出台相关政策办法前，有些问题需要提前进行深入、细致、充分地研究，未雨绸缪，三思而后行。
一是明确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目的是解决哪类农民贷款难。目前，我国农村在普通家庭承包农户(即“小农”)的基础上，正在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形成一批一定规模的、不同组织形式的新型经营主体(即“大农”)，农民群体正在逐渐分化。应该说，这两类不同的农民对贷款需求的强烈程度及金额多少不同，对拥有的土地权利内涵不同，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不同。我们允许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目的主要是解决“大农”的贷款难问题，还是“小农”的，抑或是二者一起解决，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是明确哪些金融机构为抵押贷款的主要放贷人。抵押贷款是借贷双方的事情，特别是银行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不能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从目前的现实探索来看，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相关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参与较少。这其中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农村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发育，用银行人的话就是如果有钱赚，银行会主动去“吸血”的;另一方面是前者对农村情况较为熟悉，而后者相对陌生。因此，也要站在银行的视角，尊重银行的思维和基本规则，不能过于依靠行政命令强求其参与其中，特别是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说得狠一点，人家的主要业务本来就不是在农村。我们不要强求银行，更不要责怪，否则也只是白费工夫，银行就是银行。对于合适的金融机构，可以用财政出资建立担保、贴息机制，减低债务违约，降低放贷风险，同时给予相关税费减免扶持等，以提高其积极性。
三是统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权、经营权等相关概念及内涵。先区分不同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权利内涵。我国相关政策法律已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家庭承包方式和其他方式取得，而随着近些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流转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渐成气候”，大家也常把它称作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这三种方式取得的权能内涵不同，农民的依赖程度也不同。
其次区分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在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后，这二者的区别更加容易理解。土地承包权是农民个体作为一定社区范围内集体成员一份子而对该社区范围内某一块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它是农民个体“成员权”的一种体现，是物权，是财产权。土地经营权是由承包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民事权利，其表现更多地是一种预期收益。以土地承包权作抵押进行贷款，可能使农民永久失地，而以土地经营权作抵押进行贷款，农民可能失去的只是在土地上耕作及收益。因此，为了尽量降低农民永久失地的风险，目前抵押物应是土地经营权，而非土地承包权或承包经营权。
